作者：
佩里·梅斯基塔*
政府已重新登记了288个家庭的银行账户，这些家庭的房屋位于科莫罗河岸边，将由国家地名与城市规划事务秘书处（SEATOU）的团队负责人杰尔马诺·桑塔·布里特斯·迪亚斯协助拆除，并获得赔偿。政府还将在2025年1月8日安排他们返回各自的原籍municipality。
非法占用国有土地已造成诸多负面影响，包括洪水、侵蚀、社会冲突以及水源捕获区的破坏。这种情况不仅威胁到公民的福祉，也对现有的发展努力构成阻碍。因此，有效的空间管理成为政府维护环境、社会和经济稳定的优先事项。
通过SEATOU，第六届宪法政府已开始在首都帝力实施公共空间规划政策，优先保障居住在自然灾害高风险区域的社区安全。然而，这一努力面临挑战，许多人对此表示抵制。一些批评团体通过负面政治框架（甚至被认为是残酷的）来塑造公众舆论，制造对政府的不信任。
本文重点探讨了负面政治框架如何损害第六届政府在科莫罗河岸及帝力Fomentu II地区通过SEATOU开展工作的形象。
保障社区与城市规划
2022年4月4日帝力发生的大洪水为政府敲响了警钟。我们都见证了当时首都完全瘫痪的场景，洪水威胁生命、摧毁房屋、造成大量财产损失。科莫罗河水量激增，冲毁了河岸边非法搭建的房屋。基于这一惨痛经验，2025年初，政府将优先保障居住在科莫罗河岸Fomentu II地区的社区安全，通过搬迁行动实现这一目标。
政府搬迁河岸社区的主要原因是该区域在雨季面临极高风险，同时也是为了对帝力市内的公共空间进行规划。通过这些措施，政府希望打造一个符合经济增长、社会福祉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首都。不仅限于Fomentu II地区，政府已从Kaikoli、Bairru Pité、Aitarak-Laran、Bidau等地开始行动，并将在短期内扩展至Kuluhun和Hera。从这一背景可以看出，SEATOU正在为其他相关部委铺平道路，以履行政府的承诺，包括改善城市排水系统、开辟水源捕获区、减少侵蚀风险、优化公共垃圾管理、建设公共道路、确保帝力与各municipality的连通性、为社区提供清洁水源、严格控制电力线路以打击非法接电等诸多事项。这些议题已被纳入第六届政府发展愿景的总体框架，力求在经济增长、社会福祉和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
因此，在实施搬迁前，SEATOU从2023年9月至2024年底（共16个月）提前通知相关社区。政府还提供赔偿、建筑材料支持以及搬迁援助，帮助那些自愿离开高风险区域的家庭。SEATOU始终与社区保持对话，宣传计划，解释规划相关后果，确保整个过程透明、公正且符合法律。
法律依据
期间，针对SEATOU在帝力再城市化方面的法律依据，出现了各种批评。然而，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政府的工作仅是为了保护社区免受自然灾害或灾难的影响。
第3/2024号法令强调了公共清洁和秩序的重要性，旨在建立基于安全、舒适和高效城市的集体意识，确保政府、社区及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SEATOU致力于实现东帝汶城市长期愿景，打造一个有组织且能抵御灾害威胁的城市。
根据2024年1月17日的第3/2024号法令（对2008年8月27日第33/2008号法令的首次修订），涉及公共卫生和秩序，SEATOU被授权监督、执行和管理公共清洁及空间规划政策。SEATOU还负责监管公共空间活动、发放许可、对违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包括罚款。新规强调公共空间应按秩序使用，并通过实施清洁和环境安全政策支持再城市化进程。
许多人将第3/2024号法令与2017年4月26日的第8/2017号法律（关于公共利益征用）联系起来，后者为国家出于公共利益征用不动产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意味着，当政府需要使用东帝汶境内的私人土地或场所时，必须通知、协商并对土地所有者进行赔偿。然而，在SEATOU的实地工作中，第六届政府并未在Fomentu II科莫罗地区征用任何私人财产。相反，政府努力保护人民生命，并整理国有财产，防止个人或团体非法占用土地建房或出租等行为。
负面框架操控公众认知
“框架”（Framing）是传播学中的一个概念，指通过选择、组织、加工和呈现信息，以特定目标影响公众对某一特定方面的看法，而忽略其他方面。这一概念由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 1974）中提出，用以解释人们如何通过特定视角理解现实。在实践中，框架被广泛应用于媒体、政治或营销等领域，以说服公众关注特定议题。例如，媒体通过新闻报道突出某一特定观点，而在政治领域，人们利用框架来获取特定政治支持，塑造正面形象或破坏他人形象。
在Fomentu II地区的搬迁工作中，可以看到SEATOU的工作成为批评团体负面框架的目标。他们试图操控公众对相关工作的真实实质的认知，忽视政府通过SEATOU在帝力城市规划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公众中的负面框架制造混乱，塑造不良形象，并挑战政府的政策。
批评团体发布选择性信息，挑起社区对政府政策的不满，将其描述为“社会不公”、“浪费资金”、“给下一代留下负担”、“只求表面好看”、“不亲民”等。他们无视事实：帝力的公共空间正在逐步规范化，许多受害者已获得赔偿和安全地点的搬迁支持，并签署了不再返回河岸居住的声明（尽管现实中许多人悄悄返回并持续增加）。批评团体还忽视了帝力首都发展的加速进程。
一位同事的批评观察指出，批评团体总是试图回避提出解决方案，忽视前几届政府缺乏“预防干预”的重大缺陷，导致问题累积：居民不遵守法律，在禁区内建造房屋或棚屋；其次，政府拆除建筑物或场所后，这些地方往往被废弃，因为没有立即开展后续活动；第三，缺乏处罚或罚款措施阻止非法占用者。没有严格执行处罚，最终导致社区不惧怕占用土地。
批评团体推出的负面政治框架总是选择使用情绪化语言，将SEATOU的工作与“无能政府”、“失败”、“实施非人政策”、“压迫弱小”或“比1999年还糟”等联想在一起。这些情绪化言辞试图激发社区情绪，塑造和影响公众对实际情况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往往与现实不符。
批评团体对Fomentu II“受害者”的突袭访问，更多是出于实用主义政治议程，而非真正的同理心关怀。他们推出的负面政治框架仅是为了分裂社会，形成支持与反对的态度，激发对当局的敌意，将SEATOU塑造成“压迫者”、“无良”、“残酷”的政府代理人，而将自己标榜为“弱小者的捍卫者”。他们试图制造一种印象，即他们是解决人民苦难的更好选择，尽管现实表明，政府正在尽一切可能防止人民因灾害影响而受苦。批评团体还利用“人权”、“社会正义”或“弱小者捍卫者”等叙事吸引公众同情，尽管政府或SEATOU并未违反任何规定。一些人甚至呼吁不要在下次选举中投票给现执政党，表现出焦虑和反应性叙事（甚至可以说是“隐藏”的政治议程）。
有时，负面框架并非其本身目的，而是反映出一种试图削弱政府存在的倾向，降低政府政策价值或实质，掩盖政府和SEATOU在帝力公共空间规划方面的良好进展。批评团体试图巩固自身政治支持基础，为此不惜忽视政府长期为公共利益所做的努力。他们推出的负面叙事显然是有意设计，旨在削弱公众对作为实施战略政策的上层机构的政府的信任。
如何应对负面政治框架？作者提出以下建议：首先，政府和SEATOU应持续向公众提供清晰、详细且易于获取的信息，说明政策目标、过程及可能产生的影响，通过开放对话吸收公众关切。其次，SEATOU需基于数据和事实重新设计有关搬迁和行政支出的沟通程序。例如，在Fomentu II搬迁前，SEATOU已从2023年9月开始提前通知，有多少家庭已获得赔偿，证明政策实施充满人性化。第三，向公众解释，搬迁是在国有土地上进行，而非私人土地，旨在保护社区的长期利益。第四，利用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传播政策事实，包括已获得赔偿并搬迁到新地点的社区的证言。邀请社区领袖和可信的学者支持政策。同时，记录政策带来的积极变化（如洪水风险降低、基础设施发展加速等）。
有效的沟通政策将产生积极效果，抵御试图削弱第六届政府存在的负面框架。应以同理心沟通，避免倾向性或傲慢的论调，聚焦于数据、事实和证据。SEATOU及相关方在传达发展叙事时需保持一致性。同时需承认，政府政策的实施总是会带来后果，引发误解和部分人的挑战，但从长远来看，将为帝力带来益处。
借鉴全球实践
首尔、曼谷、雅加达和新加坡等城市在初期规划首都时也面临各种挑战，但它们从挑战中学习，在每个阶段不断改进。这些城市当局最初也遭遇抱怨、抗议和各种误解，直到成功管理问题，特别是河岸非正式定居点问题，通过有效的城市规划实现目标。帝力可以借鉴这些城市的良好实践和经验，结合人性化方法和严格执法，实现长期可持续性。
SEATOU在帝力首都公共空间再城市化方面的工作是解决两大关键问题的战略步骤：首先，保障和保护公民免受自然灾害风险或影响；其次，通过可持续城市规划激发理想的领土规划平台创造。
有时，负面框架也能为民主环境中的制衡系统提供保障。然而，必须基于当前情况和需求进行现实评估，与过往经验进行比较。对政府的批评和叙事应在社会控制范围内表达，而不应具有操纵性或出于短期政治议程的伪野心，破坏发展努力。
政府和SEATOU将通过更加努力的工作增强公众信任。任何今天实施的政府政策都将为帝力未来的福祉提供保障。世界上许多城市已证明，改善城市并非儿戏，也不是“啪的一下”或“变魔术”就能让所有人满意的简单事。非凡的工作总是需要时间，需要一个非凡且勇敢的权威，准备面对所有挑战，而东帝汶已经拥有这样的治理。谢谢。
* 作者：社会沟通事务观察员，前记者，前独立记者联盟（AJI）日惹分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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