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克，2024年2月23日（TATOLI）—青年抵抗运动发言人兼法学家阿维利诺·玛丽亚·科埃略·达席尔瓦表示，在国家独立的大背景下，他呼吁所有人贡献自己的力量，为社会正义而战，并为人民摆脱贫困而奋斗。
“今天，我们已经通过斗争赢得了独立，现在我们继续为社会正义和国家发展而战。这取决于人民所信任的政党的政治愿景，因为我们选择了民主制度，”阿维利诺·玛丽亚·科埃略·达席尔瓦在由东帝汶国防军（F-FDTL）举办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时表示。此次研讨会是为庆祝法林蒂尔（FALINTIL）转型为东帝汶国防军24周年而举办，主题为“一个民族在艰难时期为国家解放而战，以及为社会正义和国家发展进程而展开的新斗争”，活动于2024年2月22日（星期六）在奥苏教区会议厅举行。
他回忆起过去的情况时说，自己在帝力上学时，稻米是从山区运到帝力的，但自东帝汶独立22年以来，山区的许多稻田因人口结构变化而被废弃。
“我们说得最多的就是国家建设。有时候，国家建设的过程让我们彼此产生矛盾。在斗争中，我们提到多数与少数、弱小与强大、富有与贫穷，但所有人都为独立做出了贡献，”他说道。
因此，他强调，发展是根本，发展是为了保障社会凝聚力和社会正义，但经济问题始终是一个挑战。
“因此，我们在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宪法第138条中定义了经济发展类型，涉及经济和财政的组织形式。其中提到三种经济参与模式，即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合作社部门，但这些尚未转化为具体立法。因此，无论是否愿意，发展进程如果缺乏立法支持，获胜的一方仍将面临诸多问题，”他表示。
在斗争时期，他提到，各种组织为独立斗争做出了贡献，并形成了地下小组。因此，1981年在毛拜-维克克举行的一次会议促成了PMLF和OJETIL组织的成立。
通过这些组织，人们开始参与其中，包括奥苏本地人。在那个时候，OJETIL组织首次与法鲁尔·拉特·莱克取得联系，从此网络开始扩展。
“在1983年至1986年间，我们在帝力的Kintál Kiik遇到了一位长者，他对我们说，斗争不应受边界、文化、宗教或种族的限制，斗争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这一理念极大地激励了我们，斗争不应局限于东帝汶，我们将印尼化的政治军事冲突输出。从这一理念出发，1989年，沙纳纳大哥发起了名为‘爱国学生联盟’（LEP）的项目，由此形成了三个决定性战线：武装战线、地下战线和外交战线，所有人都为之贡献力量。因此，为独立而战，几乎全体人民都参与其中，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每个人都奉献自我，解放了这片土地，”他说道。
前东帝汶驻日本大使多明戈斯·萨门托·阿尔维斯表示，在斗争时期，他的角色是一名外交官，通过与国际社会开展外交工作，为东帝汶的解放斗争提供支持和贡献。
“在斗争中，我身处地下战线和外交战线两线作战。在外交工作中，1990年形势非常艰难，我负责组织外国记者。在此之前，我读到一本印尼杂志，声称东帝汶没有游击队，人民对发展感到满意。因此，在那个时候，我与拉莫斯·奥尔塔联系，安排记者来到东帝汶，深入丛林采访我们的游击队员，公开东帝汶的真实情况。所以，我认为三条战线是相互协调的，我们在印尼建立联系，揭示东帝汶的冲突，我们说服印尼的学生，向公众发声，”多明戈斯回忆道。
在斗争时期，许多人成为印尼和东帝汶冲突的受害者，为东帝汶的解放而战。为了独立，年轻的外交官们以卓越的工作开展外交活动，为国家解放做出贡献。
“在那个时候，我们在海外成功加强了外交工作。我们已经解放了这片土地，但我们尚未解放人民，因此我们需要改善基础设施，比如道路，以便人民能将产品运往市场。因为大多数农村道路状况仍然很差，这给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困难，”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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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维托里诺·洛佩斯·达科斯塔
编辑：坎西奥·希梅内斯